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的生平事迹

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西班牙语: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通常被称做切·格瓦拉西班牙语:Che Guevara，香港译作捷·古华拉。他是出生于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格瓦拉于1959年参与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七二六运动”，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在古巴新政府担任了一些要职之后，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在其它国家继续策动共产革命。首先是刚果，然后是玻利维亚。在玻利维亚，他在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行动中被捕，并于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死后，他成为了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格瓦拉时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游。1950年1、2月暑假时，他游历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走过了约4000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西班牙语:Alberto Granado的建议下，决定休学1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决定的线路为: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在路途的中间他们的摩托车坏掉了。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作了几个月的义工。在这次旅行中，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定型，他开始认为拉美各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拥有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整体，倘若革命则需要国际合作。离家8个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在他此时的一篇日记中他写到:“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格瓦拉在这次旅行中所写的日记后来被成册出版，并依此2004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摩托日记》。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在1953年6月1日，他医学院正式毕业。他本可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可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格瓦拉。由于贝隆政府当时在阿根廷的的独裁统治，担心儿子被征用做军医的母亲让格瓦拉逃离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维亚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打动了格瓦拉。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达了危地马拉。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兹Arbenz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他也得到了他知名的绰号“切”Che，“Che”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惊讶的常用语，类似于汉语中的“喂”、“喔”等。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军官阿玛斯领导的雇佣军，阿本兹政权很快被推翻，阿玛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从此，格瓦拉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目前拉美种种困难的唯一途径。随后，他前往墨西哥避难，并在此遇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1955年，格瓦拉同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城相遇，当时卡斯特罗兄弟正为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并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而进行准备。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罗组织的名为“七二六运动”以一次失败的革命: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的军事组织。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运动”的82名战士挤在“格拉玛号”Granma小游艇上，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Veracruz的图克斯潘Tuxpan出发，驶向古巴。1956年12月2日，比计划推迟了两天，他们在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遭到巴蒂斯塔的军队的袭击，只有12人在这次袭击中幸存。格瓦拉，作为军队的医生，在一次战斗中，当面前一个是药箱，另一个是子弹箱时，他扛起了子弹箱。从这一刻开始，格瓦拉彻底从医生转变为了一名战士。剩余的游击队战士，在马埃斯特腊山中安顿下来，并使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得到了一些农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战斗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气及毅力、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敌人的冷酷无情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包括卡斯特罗的赏识。他很快成为了卡斯特罗最得力和信赖的助手。到1958年初游击队员约有280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战斗之后，到12月27日，革命军拥有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万人民。1959年1月2日，革命军成功占领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一些证据表明，在1957至1958年，CIA曾暗地里向“七二六运动”提供了大笔资金，这也是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这段经历，被格瓦拉写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西班牙语: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格瓦拉死后，随着他的尸体的照片的传播，格瓦拉的事迹也开始广泛为人所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抗议将其杀害的示威，同时出现了许多颂扬他，和记录他生平以及死亡的文学作品。即便是一些对格瓦拉共产主义理想嗤之以鼻的自由人士也对其自我牺牲精神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他之所以被广大西方年青人与其他革命者区别对待，原因就在于他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业而毅然放弃舒适的家境。当他在古巴大权在握时，他又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高官厚禄，重返革命战场，并战斗直至牺牲。特别是在60年代晚期，在中东和西方的年轻人中，他成为一个公众偶想化的革命的象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词。一幅由著名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在1960年为切·格瓦拉拍摄的生动的肖像照片迅速成为20世纪最知名的图片之一。而这幅格瓦拉的人像，也被简化并复制成为许多商品比如T恤衫、海报和棒球帽上的图案。格瓦拉的声望甚至延伸到了舞台上，在蒂姆·莱斯和安德鲁·洛伊·韦伯的音乐剧《贝隆夫人》中他成为了旁白者。该音乐剧讲述了格瓦拉由于胡安·贝隆的受贿和专制，而对贝隆夫人和她的丈夫感到失望。这个旁白者的角色是虚构的，因为格瓦拉与贝隆夫人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物，而且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与埃娃·贝隆有关的事情是他在孩提时代曾经给贝隆夫人写过信，信中向贝隆夫人索取一辆吉普车。格瓦拉的遗体，同其他六个一同在玻利维亚战斗的同志的遗体一道，于1997年被安置于一个叫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广场Plaza Comandante Ernesto Guevara特别的陵墓之中。该陵墓位于古巴圣克拉拉，2004年，大约205，832人参观了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7，597人是外国人，包括来自美国、阿根廷、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游客。该处陈列了格瓦拉写给卡斯特罗的道别信信中，格瓦拉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的原稿。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称许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格瓦拉的支持者认为，格瓦拉被证明是继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之后，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格瓦拉无疑是拉丁美洲桀骜不驯、浪漫骑士化的游击战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继承人，在他前面则是卡兰萨、潘乔·比利亚和帕萨塔。当这个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端起长矛时，曼德拉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南非律师，越南仍然是个分裂的前殖民地国家，整个拉丁美洲被形形色色的军人独裁政府占据。在他死后，拉美的革命游击战争再没有能达到他期望的效果和高度。里吉斯·德布雷在《革命的革命》中强调，缺乏长期系统化的农村动员和结构严密的干部队伍，精英化、具备高度献身精神的起义者只是丛林中的一撮暴乱分子。1964年，阿根廷军政府消灭了马蒂赛游击队；60年代末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因新总统雷奥尼的政治宽容改革而分崩离析，在哥伦比亚，“黑色骑士”费尔明·查理和“神枪手”马鲁兰达创立的“民族革命武装”也因既没有系统的土地分配纲领，也不愿意动员印第安原住民，始终未能摆脱殖民时代的盗匪形象。1968年，秘鲁游击运动领导人约瑟夫·汉森在第四国际大会上承认，拉丁美洲的游击革命主义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它孤军作战，在国内无法发动农民，无法和教会、知识分子、工人达成任何一致，在国际上从未得到过莫斯科或哈瓦那的支持。格瓦拉的牺牲与古巴式武装输出革命模式的暂时失败，反而激发着拉美乃至整个发展中世界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公正的追求。从60年代中期开始席卷拉美的“解放神学”运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切的“新人”观念影响，智利的弗雷斯诺·红衣主教与尼加拉瓜的布拉沃主教，分别成为桑地诺、皮诺切特等军事独裁者最有威胁、最激烈的反对派领袖。而巴西的卢拉·席尔瓦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则把在拉美湮没已久的“民众主义”，与格瓦拉式的社会平均分配理想重新拾起，当作反击国际经济贸易不平等和自身经济结构恶化的全新武器。